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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学]  究天人之际
来源:光明网 作者: 发布时间:2021/2/23 点击次数:446  字体【
  汉代散文包括西汉散文、东汉散文,但后世主要推重西汉散文,并将其视为具有典范意义的大汉文章。以韵散的标准来分类,汉代文学可略分为三类,一是诗,一是赋,一是散文。汉赋乃是一代之文学,是有汉一代最具特色的文学体裁,在赋史上树立了后人不可企及的高峰。但西汉散文从数量、质量、文体样式、影响上皆度越汉赋,在汉代文学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唐代著名的古文运动所极力倡导的“古文”即西汉散文。韩愈《答刘正夫书》曰:“汉朝人莫不能为文,独司马相如、太史公、刘向、扬雄为之最。”柳宗元《柳宗直〈西汉文类序〉》:“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者,莫若汉之西京。”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评价贾谊、晁错的文章说:“西汉鸿文,沾溉后人,其泽甚远。”西汉散文之所以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,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。   其一,西汉是散文文体大发展的时期。古人所谓文备于西汉,主要指的就是西汉散文。当代文学史中所讨论的西汉散文主要是政论散文、历史散文、抒情散文,着重分析这三类散文的文学性,包括形象的刻画、细节的描写、情节的安排、情感的抒发、个性化语言的表达等。其实这并不全面,这是以现代学术观念的文学散文作为标准来判断,影响了我们对西汉散文的整体认识。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说:“西汉文无体不备,言大道则董仲舒,该百家则《淮南子》,叙事则司马迁,论事则贾谊,辞章则司马相如。”又说:“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,文帝之诏书也。《周书·吕刑》,论者以为哀矜恻怛,犹可以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,然彼文至而实不至,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?”曾国藩则说:“奏疏惟西汉之文冠绝古今。”的确,对西汉散文我们需要整体观照,才能更好地体会所谓文备于西汉之说。除奏疏诏策之外,西汉的许多学术散文,成就也颇高,如刘安《淮南子》、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、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、桓宽《盐铁论》、扬雄《法言》等。因此,西汉散文数量众多,文体发达,名家辈出,佳作如林,这是第一大特点。   其二,西汉散文具有独创性,这表现在诸种新文体的开拓上。贾谊《过秦论》,是谈古论今、史论结合的经典作品,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也”;文章善于夸张和渲染,以情感和气势服人,总结了秦灭亡的原因是“仁义不施,攻守之势异也”,从而警惧西汉统治者要实行仁义之道。枚乘《七发》也可看作是一篇散文,开创了“七”之文体,后世拟之而产生众多“七体”作品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人物传记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散文,而与先秦史传散文以叙事为主不同。《史记》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,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,洋溢着浓郁的悲剧色彩,揭示了人类普遍的悲剧命运。司马相如《喻巴蜀檄》、刘歆《移书太常博士》,是辞采激昂、道理明晰、情感充沛的移檄文章。东方朔《答客难》、扬雄《解嘲》、班固《答宾戏》三篇文章,开创了“设论”的文体;围绕主要问题,假设主客二人对话,客人提出问题,主人解释作答。这三篇文章的写作时代前后相接,写作意图和思想内容因袭相承,抒发了士人的压力感与怀才不遇的怨愤。奏疏文是西汉散文中最具特色的文体,是从李斯《谏逐客书》发展而来的,经过贾谊《论积贮疏》《陈政事疏》、晁错《贤良对策》《论贵粟疏》、董仲舒《天人三策》、刘向《条灾异封事》《谏营昌陵疏》、匡衡《上疏言政治得失》、谷永《灾异对》等发展已到了极致,在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,对后代的奏疏文产生了重大影响。   其三,西汉散文在总体上表现出高古、浑厚、雄伟、豪迈的气象。武帝之前的西汉散文,具有先秦散文的遗风,疏荡而有奇气。邹阳《狱中上梁王书》是书信体的抒情散文;文章善于辨析事理,巧于运用辞令,通过列举历史故事,一方面表白自己“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”的悲愤,另一方面也阐述君臣之间要以诚信为主的期望,具有战国策士的遗风。司马迁的史传散文自然、疏朗、明畅、尚齐,其微情妙旨见之于言外,与班固《汉书》的文章情词俱尽、一览无余不同。贾谊、司马迁的文章用词造句,有一种特殊的朴拙气象。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是一篇绝代的大文章,作于征和二年,时任安下在狱中,司马迁完成了《史记》。这距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已有八年余,长歌当哭,痛定思痛。他要向世人表白:他为李陵辩护是合理的,他“诬上”“沮贰师”的罪名是不当的,他忍辱求生是发愤著书,“所以隐忍苟活,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,恨私心有所不尽,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”。文章纵横跌宕,豪气逼人,感慨啸歌,大有燕赵烈士之风;忧愁幽思,则又与《离骚》对垒。武帝之后的散文受到经学思想的影响,表现出典雅、宏奥的风格。皇帝的诏书引经据典,群臣的奏章也“各以经对”。《文心雕龙·诏策》曰:“武帝崇儒,选言弘奥。策封三王,文同训典;劝戒渊雅,垂范后代。”贾谊《陈政事疏》与董仲舒《天人三策》是西汉奏疏文的双璧。在策文的风格上两者截然不同,贾谊的文章辞采华丽、情感激越,而董仲舒的文章征引经典,依经立义,风格典雅、厚重。刘向、匡衡、谷永等的奏疏文更是大量引经据典,是典型的经学之文。扬雄《法言》模拟孔子《论语》而作,文体奇崛奥衍,与《论语》温润圆满、明白晓畅的语言不同。   其四,西汉散文表现出一种气势宏大、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。西汉王朝是大一统政治走向成熟的时期,是封建时代的盛世。西汉初期,士人们对汉朝的建立不仅充满了新奇感和喜悦感,并且满含着期待而奋发有为。因此,他们的政论散文文本量大,且气势恢宏、情感激烈、精神昂扬。这以贾山《至言》、贾谊《过秦论》与《陈政事疏》为代表。武帝时代,帝国的疆域无限延展,经济富裕,军事强盛。文人们歌颂汉家的文治武功,润色鸿业。司马相如《难蜀父老》颂赞汉家开通西南夷道的非常事业,“盖世必有非常之人,然后有非常之事;有非常之事,然后有非常之功”。《封禅书》是为武帝接千岁之统、封禅泰山而作,歌颂西汉王朝的盛德与大一统的伟业,开篇即云“大汉之德,逢涌原泉,沕潏漫衍,旁魄四塞,云尃雾散,上畅九垓,下泝八埏。怀生之类,沾濡浸润”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以五十二万字的巨丽规模,厥协六经异传,整齐百家杂语,“亦欲以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其表现的精神气象雄伟而磅礴。西汉后期,王朝衰微而儒学兴盛,士大夫又满怀信心地追求儒家的政治理想。扬雄《剧秦美新》:“帝典阙者已补,王纲弛者已张。炳炳麟麟,岂不懿哉!”   其五,西汉文人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积极担当的精神。汉初文人陆贾、贾山、贾谊、晁错等人的政论文一方面敏锐地发现社会政治中存在的弊端和缺失,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法。贾谊《陈政事疏》开篇即说:“臣窃惟事势,可为痛哭者一,可为流涕者二,可为长太息者六,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,难遍以疏举。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,臣独以为未也。曰安且治者,非愚则谀,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。”痛哭、流涕、长太息,充分表现出贾谊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强烈忧患意识和积极担当精神。他所提出的制诸侯、攘匈奴、变风俗、傅太子、崇礼义德教、礼貌大臣等重要决策,除了对付匈奴一项不切实际外,其他各项莫不由后来的史实证明其正确性。董仲舒《天人三策》是针对武帝发问的大道之要、治乱之策而为文的。相较于贾谊立足于现实的经验,董仲舒从经典的永恒性、天道的超越性上论证了汉家实行仁义礼乐德政的神圣性,强调了朝廷官员要自正,以身作则,才能正天下,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“故治乱兴废在于己”。他针对“廉耻相乱,贤不肖混淆”的弊端,提出了创立太学的重要主张,一方面为朝廷培养贤才,另一方面又积极展开文化教育事业,为良好的政治建立文化基础。西汉后期的散文主要是奏疏等应用文,突出地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的社会文化情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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